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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论和哲学观念的变革,本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所谓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家观察、思考和把握世界及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是哲学家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同时也就实现了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展示给世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则是对实践思维方式的丰富和发展。
它之所以必须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客观实际及人们的实际活动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除了客观条件等因素外,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其本身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总是要求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矛盾,提出现实解决办法,现实的解决问题,使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获得解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永具活力、不断发展、代代相承。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创立的思维逻辑,也是这一利,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毛泽东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表现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风格,表现在他的哲学专著中。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他同时指出,人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辩证过程,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并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把知行统一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指出革命队伍内部的许多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都在于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相脱离。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其中就包括要走被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在北伐战争时期走过这条道路,但没有获得成功。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所引导和开辟的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既继承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又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实情。这条显然不同于西方及苏联国家的革命道路,体现了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特色。可见,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侧重于认识方式的深化和发展,通过认识方式来表现思维方式,是物质与精神相转化、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三、邓小平的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丰富和发展,是以革命实践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向以建设实践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融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思想路线、工作方法于一体。在内容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形式上,表现为党的思想路线,而其实质则是思想与实际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既是邓小平同志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主题,同时又是邓小平实践思维方式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社会主义作为既成事物,应当“从实践方面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什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定义,一方面,说明解放思想的本质即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认识的基本矛盾,同样也是思维的基本矛盾,解放思想的实质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由于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是无穷的,人的认识和思维过程也是无穷尽的,旧的矛盾解决了一,新的矛盾就会出现,因此,就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解决矛盾。另一方面,说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一致性。实事求是包含着解放思想。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随之而改变,但人的思想带有滞后性,容易被习惯力量、旧的传统、旧的观念束缚,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规律性,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两者是统一的不是割裂的,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丢失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科学解释另一方。在两者的相互联系中,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并第一次把它完整表达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实践标准融入党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思想路线更为科学,严密、完整,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维理论增添了新色彩。邓小平把思维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起来,阐明思维认识的出发点不是主观愿望和条条本本,而是活生生的客观实际;思维认识不应该受任何束缚,而要大胆探索;正确的思维认识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理论思维的尺度是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并发展理论。这样一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指引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把抽象程度极高的哲学思维逻辑,具体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并通过后者的通俗形式来表达前者的深刻内容;又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为一体,使思想路线涵盖了认识路线、工作路线、实践原则和真理标准等多方面内容,而其自身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论、辩证法和真理观等多种原则。#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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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化中学会思考的人飘浮在意识形态中。要认识真实的自我和世界,先得破解意识形态之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意识形态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邓小平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提出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所采取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但是,贯穿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又是一致的: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抵制外来思潮的侵袭,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准则和核心思想;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1 〕 (P704 )而且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 〕 (P768 )
面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余毒的侵蚀,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侵扰,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措施。毛泽东认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2 〕(P784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 〕 (P785 )因此,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对消除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毛泽东过分估计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
第二,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袭,如何明确地判断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答的重要难题。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毛泽东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五)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3 〕 (P233 )这“六条政治标准”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在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如何以正确的标准来规约人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第三,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措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内容、方法、特点、原则和措施等系统的理论,认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3 〕 (P351 )另外,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原则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党的大事;也不只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大事。因此,全党、全社会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意识形态支撑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无疑为巩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信仰的教条,而是科学的行动指南,不是单纯满足于为某种政治价值辩护,而是始终要求将这种辩护建立在对社会规律的科学把握上,把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和科学认知统一起来。〔4 〕在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在拨乱反正否定受““””影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逐步明确了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面对““””后极少数人反对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5 〕 (P171 )邓小平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 〕 (P39 )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5 〕 (P141 )这些科学论断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第二,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支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 〕 (P164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准则,澄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为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内容上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5 〕 (P165 )四项基本原则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六条政治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源头和蓝本,四项基本原则吸收了“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六条政治标准”的凝练和升华,又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内涵,防止了思想领域可能出现的混乱,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确保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
第三,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邓小平在反思二十年左倾错误时,坚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6 〕 (P141 )经过邓小平的不懈努力,党最终确立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第四,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邓小平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绝大多数的先进科技成果,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需要辨明资本主义的哪些东西是共性的,哪些是专属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5 〕 (P132 )对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5 〕 (P236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6 〕 (P372-373 )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不具有阶级属性,是可以并且很好地为我所用。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引进各种消极颓废的东西。
此外,邓小平也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举措。面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严重挑战,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5 〕 (P342 )首先,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把提倡革命精神同关心、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5 〕 (P146 ) “其最终结果就是使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走进死胡同。”其次,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加强正反两方面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解放思想、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防止意识形态僵化和意识形态泛化。
第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增强,加之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冲击,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要严格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强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让人民实实在在体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5 〕 (P128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提升了党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关系的认识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向前进,才能更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第三,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淡化”两种极端倾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 〕 (P375 )即使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也要将运动严格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正如薄一波所言:“在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要求我们把握好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和紧密结合,并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为改革开放的大船拨正航向。” 〔7 〕 (P397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淡化”问题同样受到邓小平的重视。任何社会形态都需要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间断。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淡化”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十分危险的。苏东剧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任凭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
总之,当代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防止意识形态泛化,抵制“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确保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这是我国社会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严高鸿,杜永吉.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与价值原则——论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8).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薄一波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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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稳定大局、服务发展的重任。当前,随着国家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卫生管理体制、医疗资源配置和医院运行机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在我国,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不断地推进中,医院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拥有了新的发展机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新医改背景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医疗卫生是国家一项重要的事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医院是人们诊断救治的场所,医生是一种负责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每天都在与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症的患者打交道,医生也是一种受人敬仰的崇高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医学事业的问题层出不穷,医疗改革势在必行。文章作者从医学与医生职业道德方面为主题,从专业角度分析了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创新工作。
前言:医疗事业同样也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与工程,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病就医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力,医疗在其中起着维护人们身心健康的作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一个国家的人们健康情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医疗事业也要随之进行改革,下面我们将讨论我国的医改工作。
(一)医疗活动的价值取向偏离
价值取向是一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医务活动的宗旨是以患者病人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使病人花费最少的金钱治好病痛,以维护患者的身心健康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全面提高,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仍然存在,一些社会毒瘤仍然污染着社会环境。受不良社会风气的严重影响,部分医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有所下降,以权谋私,收取红包现金的贿赂,利令智昏的医生大有人在。
2013年是医疗事业的多事之秋,许多不公平的医院现象被暴露,被媒体曝光,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人员在公众的友好形象。9月初央视披露天津多家医院抢夺婴儿的“第一口奶”,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生产奶粉的企业向医院兜售奶粉,婴儿长期饮用这些厂家的奶粉,产生了依赖性。医学上提倡新生婴儿最好是通过母乳喂养,但是医院的争夺,使婴儿对这些企业生产的奶粉产生了依赖性,导致坚持母乳喂养很难进行。在这其中医院是获利较大的一方,等于医院推销这些企业的奶粉,医院同样获得利润。这种医务人员追逐名利,既是对婴儿身体健康的不负责,更是对白衣天使的亵渎[1]。经过曝光后,天津市政府对违规医务人员获得的不法资金全部收缴,政府此次的制裁行为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二)医务人员思想落后
现如今有些医生不顾及患者的感受,不管哪种方式能治好病痛,就向患者推荐哪种治疗方式,而且有些治疗方式费用昂贵,患者根本承受不起。不根据病人的病情状况,盲目地向病人推荐常规的治疗方法,治疗时间漫长,效果慢,使病人备受煎熬。采用传统的治疗方式,不擅长使用新型的医疗技术,简单地依靠服药打点滴的方式。
(三)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
新型的医疗设备为医生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医疗设备能够快速检查出患者的病症,更科学地检查出患病的部位。现在的医生针对前来就诊的患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荐其先做个检查,整个看病过程离不开医疗设备。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久而久之医生慢慢会把专业的亲身实践的医疗知识淡忘,不能把实用有效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一味地依赖医疗设备会使医生变得消极怠慢懒惰。
(四)机制体制不健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我国的一些医院如今还在实行过去的计划运作,依靠过去的计划实现医务人员的分配,按照过去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已不能满足人员的需求,不符合大多数人员的利益,引起工作人员的抱怨不满。广大医务人员对改革的认识不够,思想观念滞后,不思进取。不积极参加医改的工作活动,不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培养[2]。
(一)引导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就要使医务人员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开展专业医师职业道德素质修养的学习活动,开展关于医改的听证会,认真听取病人患者及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使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了解作为一个医学行业的人员的职责,以及如何处理好与病患者的关系,努力促使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良好和谐的医疗环境。把病人当做是亲人来看待,认识到病患者与医生护理人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切实维护患者的根本利益,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对待病者态度心平气和,关心病患者,了解他们的需要,改善医院环境与不合理的规定,使患者病人真正感受到医院仿佛是温暖的家庭的温馨感觉,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关心与呵护,亲人般的温暖与照顾。加强个人素质修养,不与他人同流合污,清廉奉节,公平公正,在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严于律己,始终坚持一个自己是一名医生,是一名服务者的工作原则,把患者当做是顾客,贴心的朋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收取任何病人的任何作为感谢的酬劳。
(二)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
针对当今医疗体制机制引起的思想波动,需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来解决。逐渐弃除过去落后的计划性经济的框架,加强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合理分配医务岗位与职责,通过各医院之间的互相借鉴学习,使其知道新医改背景下进行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的重要性,召开会议使每个人员为科学的体制机制构建积极建言献策,付之行动。从认识和形式上改变思想观念,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体系。
(三)改变医务人员思想落后的现象
看病就医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力,必定会花费一笔巨额的医疗费用。医院也是事业单位,也需要资源的分配来运营。避免出现医院把金钱视为一切,没有金钱就不能看病的旧观念。医务人员衡量好金钱与工作职责的关系,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关系,适当放宽对承担不起医疗费用的患者支付期限。认识到人命关天,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不能把患者的生死置之度外[3]。秉承做合格的人们放心的医院,做合格待患者如亲人与医德高尚的医生为理念,改变那些自私自利、顽固的落后思想。如鼓励病人回医院打工还债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病人靠在医院打工的工资支付费用,避免了因支付不起费用与医院造成的尴尬局面,这种思想方式是正常的医患关系的回归,改变了医院在患者、金钱费用之间的认识想法。
结束语:从上述可知,我国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着价值取向偏离,医务人员思想落后,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机制体制不健全的现象。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应该依托新时期的医改背景,需要引导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改变医务人员落后的现象等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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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思想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常的观点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其中《矛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体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众所周知,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精髓,回顾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堪称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领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有着很高端建树,尤其是在哲学领域,毛泽东的对哲学的兴趣、研究以及成就,在世界各国领袖之中无疑是具有突出的地位的,而辩证法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自然也是我们应该重点回顾、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通过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毛泽东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三个角度,来探讨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内容。
关键词:毛泽东 辩证法思想 哲学思想
关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我想应当有中外两个途径。首先,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恩二人的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有着最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根本来源。1920年,毛泽东就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对于《共产党宣言》有这样的描述:“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对于毛而言,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他影响最大。从此,毛泽东将马、恩二人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直伴随毛泽东一生。
除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对《资本论》也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对此作了很好地阐述和发展。而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逻辑思维的根本规律来运用,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显然,这也对毛泽东此后的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毛泽东对恩格斯的著作也比较关注,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对他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不可或缺的影响,也是他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的文章很少有对马列主义理论原文的大量引用,但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个例外。
可见这部著作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在列宁的思想中,他读的最多的是《“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毛泽东在学习汲取了列宁思想精华的同时,积极进行自我的思想创新,创作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学习、传承、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对毛辩证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同样也是毛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与同类别的西方思想相比较,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在辩证方面表现得更加丰富明显,以《易经》为圭臬的逻辑辩证法一直是中国古代先贤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逻辑方法,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这种深厚的辩证法文化底蕴对自小在私塾求学、饱读诗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深谙孔孟老庄、荀子、墨子、朱熹、张载等人的古代辩证法,这些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十分重视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其辩证法的实践的经典案例。除此之外,毛泽东也将其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建设中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谋善断、不失时机”、“留有余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抓典型”、“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 “弹钢琴”、“抓两头带中间”、“胸中有数”、“从坏处着想和向好处争取”、“区别情况”、“分类指导”、 “波浪式前进”等大量生动的方法论表述都是毛泽东辩证法实践的表现。实际上.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以及由他领导的伟大实践远比这些表述更为生动、更加丰富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朦胧的、混沌的.主观辩证法使辩证法的系统逻辑化,实践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实践的辩证法。它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实现,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高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体系,是对唯物辩证法最为系统的阐述.但这种阐述不是借助于文字,而是借助于历史。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对唯物辩证法的也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首先,毛泽东明确的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并且将这一对立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总结为“两个对子”,从而更加有力地开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斗争。虽然马、恩二人也曾尝试阐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但他们二人更多的是把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论作为批驳的对象,列宁也没有能够明确的论证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而毛泽东则从世界观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理论贡献。其次,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意义,毛泽东系统地论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间的辩证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间的辩证关系,从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的关系中,阐明了这一核心规律的重要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毛泽东提出,食物运动发展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指出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使得黑格尔以来的事物运动规律有了真正合理的解释。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着丰富的来源和丰富的理论实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又促进和巩固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要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要求我们也要具有辩证法的意识,在实践中认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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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霍布斯的思想无论是后来的洛克、孟德斯鸠,还是休谟、康德都曾经从他的开创性研究中汲取营养,因此被尊为自由主义思想的鼻祖。霍布斯突破了前人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构建了一幅人人相互为敌,处于恐惧之中的自然状态,为此需要用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的约束力用以保障安全,需要人的理性予以控制。由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人性理论构成了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最后将落脚点放到对和平的诉求之上,用以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前人的论述大相径庭,对自由的界定是指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由此引出了他的公民自由观和国家主权下的自由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自14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霍布斯与其他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观察社会、反思政治。从霍布斯的思想中可以明确看出他在政治体制上是极其赞成君主专制的,但是通过探究他的政治思想,也可以深刻了解到他政治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它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霍布斯;自由主义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一向被视为君主专制主张的极力倡导者,他的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的部分是绝对主权理论。其思想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有人甚至认为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王党政见”,因而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自由主义在霍布斯的思想中似乎很难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认真阅读霍布斯的《论公民》、《利维坦》等著作,可以深刻领悟到他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他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所作的贡献。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也如同其他思想意识一样有其必要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一)理论渊源
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对传统思想学说的批判继承和对当时先进自然科学思想的吸收。具体来讲,首先,霍布斯从以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政治伦理观出发,批判了国家本位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点;其次,霍布斯在批判国家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汲取了前人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再次,霍布斯站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之上反对当时的天主教、罗马教会的思想。他认为教会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它是“黑暗的王国”,应该被摧毁。霍布斯对当时伽利略的机械力学、几何学以及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加以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并且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国家权利不过是个人权利的总和。”这种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二)现实依据
17世纪的英国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领导人民进行了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权力请愿书”运动到苏格兰起义和克伦威尔的独裁再到光荣革命。政治的动荡,让霍布斯亲眼目睹了战乱和无序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使得他对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及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了强烈的吁求。而他迫于压力颠沛流离的流亡经历和苦难的生活更使他渴望自由权利,寻求和信守自由与平等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最重要的道德法。
虽然霍布斯没有一部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代表作《论公民》和《利维坦》等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伟大先行者的风采。
(一)自然状态的特征
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缺乏公共权力的人人平等、个人自由的社会。但是,与洛克和卢梭等人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和谐的状态不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种自然状态首先是指人们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相等。其次,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猜疑的状态。再次,自然状态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它是指这种所有人都被允许拥有万物及任何事情的“自由”或者说“自然权利”。
(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
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潜在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其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霍布斯首先从个人本位出发给其自由主义找到合理的逻辑起点,即为什么要自由的问题,从而很自然的推导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就是怎么样才自由的问题;再从自由和必然、权力和义务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和升华。
霍布斯从机械唯物主义观出发,把视角从自然转向人类本身。求安、求利、求荣的欲念使人性呈现出感性和自私的特征,人们为了获得同一样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有时,彼此之间就会成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甚至更糟,必然会给生存带来种种危机,毫无自由安全可言。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人们开始寻求必要的和平与安全保障,这就是要组建起有足够威慑力的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力量不是自然或神的赐予,而是靠人们对自己自由权利的理性让渡,由此可见,国家是在个人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国家的使命就是运用众人之力,通过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保障和平,对外抵御外敌入侵,从而保护每个人现有的自由权利。
(三)自由与臣民的自由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不仅给自由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还具体列举了国家中关于臣民的自由权项,对后世影响深远。霍布斯从他的唯物主义―机械论哲学出发讲到:自由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运动的障碍存在于事物本身的构成之中时,我们往往不说它缺乏运动的自由,而只说它缺乏运动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自由的人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
关于臣民的自由,霍布斯主要界定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人们固有的、不能根据信约被转让的自由,是指自我防卫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指臣民在法律未加规定的行为中的自由,是指社会经济权利。臣民的社会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被排斥在这些领域之外。国家虽然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但它必须从制度上对这些活动作出安排,从而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利维坦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自由似乎已成必然,那么在国家产生之后,人的自由权利如何实现呢?霍布斯把希望寄托在“利维坦”身上。国家既然是在个人权力的转让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的,那么国家就必须为个人而服务,要利用所获得的权力来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维坦只是个手段,而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实现才是真正的目的。
“法治”思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指的就是“法律下的自由”,而霍布斯的思想中更是蕴含着大量的法治思想因素。他的法治观点主要包括:首先,主权者在管理国家时,要注意制定良法。其次,主权者在施法时要遵循对所有各等级的人都平等的原则。再次,主权者在治理国家时要正确地执行赏罚。从上述霍布斯对于主权者的职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原则,如法律必须是公开的、合乎情理的以及合乎实际需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得溯及既往等等。这些原则都是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们一再坚持的,直到今天也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霍布斯对自由主义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个人主义奠定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霍布斯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从人性恶和自然法出发来探寻国家的起源,否定“君权神授”,坚持“君权人授”。他认为人的最终目的在于战胜痛苦,追寻快乐,实现自我的保存。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命,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或自然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一切自己愿意的手段自由行事。在这里,霍布斯明确表达了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它标志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决裂。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点不同,霍布斯否定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这就意味着人的解放和自由,霍布斯把个人自由第一次作为社会的等价物甚至是先于社会的价值存在来讨论。对此,马克思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继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之后,霍布斯等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洛克是学术界公认的自由主义者,是近代第一位系统地阐述了自由主义原则的思想家。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正是在和霍布斯所主张的观点的激烈交锋中,反思于霍布斯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发展出的一套自由主义的理论。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对自由主义理论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仍然大都是霍布斯所开创的几个领域。如孟德斯鸠对自由和权力的讨论,他的“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几乎是以霍布斯的“链条上的自由”为蓝本的,不同的是,孟德斯鸠为了保障自由和权利找到了一种约束权力的政制―三权分立。
近代对霍布斯所开创的传统做出最大挑战的是卢梭。如果说霍布斯讲的是一套“消极自由”的理论,即人们在社会中要么自由,要么被统治。那么卢梭则发展出一套“积极自由”的理论,否认自由与被统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人民转让出的权力已经成为“普遍意志”,人民并非为此失去了自由。
总而言之,就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近代自由主义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之间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内在的紧张之处。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是传统的社会纽带日渐松弛,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膨胀;另一方面是权利向国家集中的趋向日益加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政治哲学。虽然他肯定了个人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作后盾,这些权利的实现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尽管自由主义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生命力。从历史来看,自由主义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由主义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重新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个人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和社会的世俗化所造成的传统伦理的失范,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所导致的国家权力的萎缩,市场经济的完善对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要求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多少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和评价。这也是我们探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重温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国家和权力问题,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家中的身份和作为。思想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发吊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寻求某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可否认霍布斯在自由主义理论上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我们人类思想旅程中坚实的一步,对于一些有价值意义的思想的研究,人类还需要一如既往地去探索、钻研,因为这也是人类实现自我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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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乌合之众”?愚钝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故列举两种个人看法:其一,乌合,不分青红皂白随意迎合;众,看样子是大批人群。其二,“乌合之众”之外的乌合之众,具体讲,就是反对传统“乌合之众”的一批人成为新的一派乌合之众,并逐渐向传统“乌合之众”靠拢。第一种意思不难理解,因为每天都能遇见,准确的说是每时每刻都能遇见。第二种意思有必要解释一下。有些人讨厌做一名“乌合之众”,于是退出这摊浑水来反对乌合之众,但是在反对的过程中由于种种社会压力舆论压力或者是个人思想等问题最终向原本的乌合之众靠拢。但是这两种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是否燃起“反抗”的星星之火。以上两种解释,我们看到无论是哪种乌合之众,最终都会向某些霸权者希望的方向前进,最后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霸权者希望的乌合之众。然,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笔者不才,认为若究其根本,首先在于思想控制权在何人手中。
在谈及思想控制之霸权前,先对自我简单剖析一下。我应该算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乌合之众。我算是一个反叛的角色,这种逆反不知道起于何时。只是知道童年的我是“反动的”,而且表现在具体行动上,但是每次冲动之后老一辈的人就会数落我,他们说我那样是有罪,然后便举起毛主席的例子,什么毛主席说啊,什么跟党走之类的话,我不胜其烦。但是我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长大点了,懂的事情多了,知道什么叫做责任了,于是由“反动”走向“策反”,很多话不能说了,很多事情不能做了,因为我要考虑到“集体荣誉”,再想想当年的文字狱,不禁浑身颤抖。直到现在,我已经算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乌合之众的乌合之众了。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乌合之众,我还懂得什么叫做叛逆,还懂得骨子里应该什么,这点我由衷的感谢历代反革命人物之举以及当年所谓的启蒙运动之惊心动魄。“批判”这个词,我没资格使用,现在我只能去反思,并且在表面的乌合之众下继续反抗。
现在,笔者终于将主题转移到上面所涉及的“思想控制权”下的乌合之众上。在某个国度里面,非乌合之众者,不可存活。哪怕你只是简简单单表面上的乌合之众都有生存的余地。所有这些,起源于这个古老民族传统的一元文化——高度集权,无论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其实早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思想还是多元的,这点是在历史课上学到的,究竟是不是多元,在下学识尚浅,不知从何处怀疑,故而暂时认为是多元。百家争鸣时期,思想霸权很少。那时候连后来被奉为正统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先生都很不受待见,可见当时的思想领域的的确确有过暂时多元的辉煌。那时候各学派相互斗争并汲取精华,在政治领域,不同分封国也采取不同的治国政策(也可以说是不同的思想),所以在古老国度里,先秦时期,集权还没有完全出现。那么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唯儒独尊”呢?这思想霸权的起源我们首先应该“感谢”一度统一全中国的嬴政。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思想文化为政治服务成了王道——或者说是思想霸权开始形成。为了获取在政治上的统一,统治者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人们的思想。就像近代中国探索救国道路一样,从洋务派的学习西方器物到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再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全部以失败告终。最后终于启蒙运动者把重点放在了思想领域因此获得成功。(但是个人认为中国近代的变迁不应该这么麻烦,仁人志士早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思想领域,人家秦始皇不是做出典范了吗?)秦王嬴政无疑是个暴君,而且还是思想上的暴君。但是我们必须感谢历史,因为没有思想上的暴君,中国就无法统一。乌合之众因此而产生。思想上高度集权了,还怕政治不稳固吗?因此利用思想霸权的方法来达到“万世统治”成为历代统治者们的最爱,当然可悲的被统治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集权政治的牺牲品——也就是思想上的一群乌合之众。
嬴政之后,思想霸权依旧在延续。再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汉武大帝。推恩令不够稳固,最后实行了一套比焚书坑儒还要决绝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值得强调的是他的独尊儒术是针对被统治者的,他自己用的是法家思想,因此外儒内法延续千年不朽。自汉武帝开始,儒家成为正统,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中国的乌合之众全部以“政治上的儒家思想”马首是瞻。你若反抗,法家的一套理论在此恭候。所以说乌合之众的产生得益于思想霸权,思想霸权为政治(统治者)服务。
然而笔者并不知道思想霸权的极限在于何处。乌合之众的数目何时最多。笔者只是知道,在中国绝对不可提及“民主”二字,民主,主的可不是民。从小,我们就被各种各样的乌合之众灌输乌合之众的思想,幼儿园被训练唱红歌,小学时候每次国旗下演讲总要用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喊出诸如“祖国明天”“跟党走”“社会主义好”等等一系列口号。不仅如此,就连教育也只是乌合之众的教育罢了。中学接触社会学老师就灌输了“共产主义乃最高目标”的口号,当时我年少轻狂,反对说“共产主义根本无法实现”,老师一生气“想拿分吗”,于是第一次反抗失败了。后来不知道是谁,在入党申请书中引用了一句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立马申请书被打回来,重写!你入的是哪个党?在这个年代,限制思想的往往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些管理者和教育者,而他们,也是这个时代,作为“被统治者”的牺牲品与统治工具。
但是这些我们又该感谢谁呢?思想霸权创造出来的乌合之众已经不仅仅是乌合之众这么简单的事情。要知道,一个时代,失去了反抗就意味着灭亡。失去反抗意味着失去思考,没有了思考就什么都没有了。曾经读过资先生的文章,感慨很深。在西方,人可以为真理而牺牲,可以为真理去反抗教会;在中国,人是为坚持而牺牲,为信念去劝谏统治者。敢问,被劝谏的统治者真的会为了一个劝谏者所谓的信念丢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思想霸权吗?所以在中国这个不允许异己出现的地方,不反抗,必死无疑!然而更多的人,会选择忍辱负重抑或隐居自乐。此二者,无非都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前者是乌合之众以外的乌合之众,后者是传统意义上的乌合之众——漠不关心等于助纣为虐。
思想霸权下,乌合之众须做到——“我们”而非“我”,有坚定的信念(与主流一致),摆脱理性束缚(用感性维护乌合之众的尊严),群体语言(学会这个才算是会说社会的话),追逐领袖(不追逐,不是乌合者)。细细想来,多么可怕,一个人假如连理性都失去了,还怎么辨别是非,其实思想霸权者的目的也在于此——你不用辨别是非,只要你跟着我们一起乌合你就是对的。(以上内容来源于无锐斋日志,笔者不才,提炼出以上几点)
前文提到第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乌合之众,从我个人角度归一下类:这种人群包括以下几种类别——坚定的某种“信仰”的拥护者,本质的政府人员,无所事事的人群,没有反抗心里逆来顺受的多功能者。第二种乌合之众之外的乌合之众,这种人分类如下:优雅的愤青(嵇康),还活着的狂放的愤青,地下反动派,秘密策反者。
在思想霸权下,能成为第二种“活着的”乌合之众已经实属不易,但至少这一类乌合之众还不会助纣为虐,有了这一类人的存在,思想霸权还不算猖狂,思想霸权者也不会获得真正的胜利,因为总会有些人骨子里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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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哈义•本•叶格赞》出发,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揭示伊本•图斐利的政治哲学思想,引起人们对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关注,这对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与勘察现代阿拉伯政治哲学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关 键 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著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著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著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著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著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著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著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2]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著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著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3]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 [3]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4]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5]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 [6]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著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著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哈义•本•叶格赞》作为政治哲学文本,主要由九部分构成,其中有六节阐释自然生存的观点,这足以表明图斐利是倾向于自然论的,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揉进了他的自然生存论,认为特殊的发酵大泥团在领有了精气或元气,就会生出新生儿,而这元气“源源不断地、大量地从至高的真主那里溢流而出”[1]35。图斐利用伊斯兰教的真主取代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即万物从能动的真主那里溢出来。从表层上看,他的这种对万物和人的生成的解释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基于如下忧虑:“如今随着人的这个形象的强化,余者将日趋消失。人独树一帜,以它荣誉的光华烧尽前进道路上的企及者。”[1]36图斐利以显白的教诲教导人们,要坚信和遵奉伊斯兰教,否则这种政治社会秩序将会土崩瓦解,哲学将会随之而消失。他的忧虑潜在地隐含着对当时因教派之争所引起政治混乱的一种批判,正是由于那些所谓的教义学家(即政治家)才使政治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中,而政治哲学家则是“清明与温良”的,因为他知道如何教导人们,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教诲,知道自己生存的根基是生活世界。政治社会是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颠覆政治社会,而是通过隐微的教诲来教导潜在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依靠“机遇”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从而建立良好的政体,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图斐利以隐微的方式给少数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古希腊目的论宇宙观,这是一种智性思维的结果。在图斐利看来,哲学家通过智性思维活动同样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上帝(安拉)在图斐利的哲学语境之中类似柏拉图的上帝,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这显然不能与《》中的真主相提并论。#p#副标题#e#
在《哈义•本•叶格赞》中,图斐利以精妙的语言阐释叶格赞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他写道:哈义•本•叶格赞依靠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观察、学习,不仅使自己生存下来,而且学会了思考和保存自己的方式,如在羚羊生病时,他就开始思索与寻找羚羊生病的原因,是器官?是血块?都不是。于是,他模糊意识到是一种在身体中又不是在身体中的那个东西。又如对火的认识与思考,使他的模糊意识明晰化,火意象性地表明人的理性觉醒。在图斐利看来,当人的理性觉醒时,人会对宇宙、生命等现象及世界统一性做深入地思考。如叶格赞对感性世界的思考,当他与自然相处时,就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了经验性的分类。他既看到了事物的变化运动与静止,又看到事物的统一与多样,并根据这些现象,追寻发生者的缘由,当他认为“找不到一种不育新,不依赖的行为发生者的物体”[1]74 时,叶格赞就转向天体,最后他洞察到“整个天体中的星星轨道包括其中的一切物体都是个整体,彼此相联浑然一体”。[1]78那么整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世界在时间中产生,是从无到有,那结论必然是:若没有一个动力因的作用,世界决不可能自发的产生。”[1]80那么这个动力因是什么?是原动力,是独立于物体之外并脱离他们的力量,它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它是没有时间性的。《》 指出:“当他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哈义•本•叶格赞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无限完美、超完美的被选择的原动力,这就是“……天地间微尘的事物不能远离他,比那更小和更大。”他是慷慨的、最仁慈的、是美好、光辉、能力、知识。“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叶格赞“热切地向往着这个创造者,他的心完全放弃了对被感知世界的思考,统统被上层的精神世界所吸引。”[1]87叶格赞正是这样“诉诸逻辑的方法,找到了事物本质和产生的原因。”[6]169
叶格赞通过摒弃天然障碍,达到全身归一、彻底湮灭和真正的结合,看到了最后的无形天体有一个脱离物质的精髓,“看到了那超越物质世界的天体的精髓和最高天体所有的一切超绝的完整、光明和美妙,这简直无法以言语文字和声音来表达,他看到了至尊的第一存在的精髓,感到无限幸福,极为欢乐和喜悦。” [1]119 “他也在自身的精髓以及与他同处一级的那些精髓中看到无限的美妙、光明和幸福。那是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从未进入人类中心,只有达到大乘,进入自我意识的人才能描述,才能理解。”[1]121而“每一个精髓都具有眼不曾见过、耳不曾听到、人类的心不曾想过的、沐浴着整个形成和衰退世界的美妙、光明、幸福和欢乐。”[1]120图斐利假借哈义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苏菲主义思想,他说“苏菲派元老及其教长吉尼德临死时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感觉到真主存在的时间,不要放过!真主至尊!’——受戒祈祷吧!”[1]93图斐利试图采用这种方式,将希腊的科学和东方的智慧融会贯通,以便创立一种关于世界的新学说。他意识到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觉来认识世界,其结果使人沉迷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罪恶的产生。他认为,能够拯救人类堕落之路应该是一条永远纯洁的、精神的道路。
图斐利构造了哲人下降到洞穴的图景,他让自己的哲人叶格赞结识了来岛上修行的艾萨里,当叶格赞了解到艾萨里原来所住岛上的情况时,犹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走下高山一样,决心到世俗生活世界中去,“到世间去,为他们阐明真知” [1]137,但当两人来到艾萨里原来居住的岛上,并给人们讲解哈义•本•叶格赞所领悟的真理时,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它。事实表明,民众无法认识抽象的真理,只能以可感的比喻给他们以启发和揭示。看到此种情形,俩人重返小岛,“在岛上崇拜真主,直到死神降临。” 图斐利以此暗示哲学下降到洞穴,哲学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在伊斯兰世界里,难道哲学只在于成就哲学家成为“完人”吗?
图斐利最后写道:“我们没有将菲薄的书页中的秘密全部点破,只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在可以了解其真谛的人面前,这层薄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撕开,但对那些无能者,它确实如此粗厚沉重,无法穿透。”[1]145这恰恰说明了《哈义•本•叶格赞》不仅是写给民众看的,也是写给少数哲学家看的,它需要人们精心研究,悉心体察图斐利的写作意图。图斐利以隐晦的表达方式,让少数哲学家明白,他是使用了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手法,暗示学者在研习他的著作时不要被文本浅层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要力图体悟他的最终意图,以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作者的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之所以用这种写作手法的初衷,“各派囿于眼前所得而沾沾自喜,各派都喜欢所奉的学派。他们把各自的神作为自己的爱好,把所崇拜的是为自己的意欲。他们不顾生命为捡拾俗卉的浮华尊贵,贪恋富庶,直至走游坟地。一切训诫对他们都无能为力,任何山岩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争辩只能增加他们的固执任性,聪慧睿智对他们是无缘的,因为它们已经淹没在愚昧的大海中。他们企求并得到的已像锈斑一样蒙蔽了他们的心。(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1]140图斐利指出:“我们违背了优秀的先辈们所使用的,尽量保存不多披露的方法。当代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见解,促使我们揭示奥秘,扯去面纱的工作易于进行,其原因则是当代散布的那些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陈腐的见解。这些错误观点传至世界各地,犹如瘟疫危害甚烈。因此,我们十分担心那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拒绝先知们的权力,一心效仿愚者的言行,把那些无知妄说看成是真知灼见。结果愈发喜爱、贪恋。我们深感必将这秘密的一个侧面展现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引向探求真知的坦途,以免重蹈覆辙。”[1]144可见,图斐利对民众有深刻的洞察,从他的话语中隐微地表达出,民众勿需启蒙,因为政治社会需要政治神学,需要统治,从而保证社会秩序有效运行。如果说哲学在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即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而这种私人的哲学活动恰恰不仅使哲学家得到保护,而且使他的哲学活动空间的自由度扩大。在哲学与律法(教义)的关系上,哲学家的隐退缓和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哲学并未丧失。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到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就能获得真理,那么图斐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当人走出洞穴,在适应了外界之后,要靠自己的理性直观和体验。其实,当人走出洞穴时,他就已走向前科学和前现代,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当他这时回忆洞穴里所接受的认识或知识时,觉得它们是那么的荒谬。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认识就得必须重新开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如果《理想国》的洞穴说是教导哲人走出洞穴,那么《哈义•本•叶格赞》是解决哲人走出洞穴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哈义•本•叶格赞》讲述了哲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在他真正认识了世界与宇宙之后,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不会走向独断与怀疑,才能克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所导致的片面性。如果哲人从洞穴之外回到洞穴里,这对于生活在洞穴的人们来说是致命的,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是哲人的结局。《哈义•本•叶格赞》的哲人深知在何时才能运用哲学,深知哲学具有“颠覆性”的特点,所以哲人要把握好哲学实践的机运和情势。在哲人下到洞穴后,发现哲学与律法(教义)冲突时,不是用哲学去触动律法(显然这不同于现代启蒙哲学,不会将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比如今天的“主义”之类的)。因为“哲学,尤其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 [3]93。而哲学家主动隐退,恰恰构成城邦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哲学与律法取得了和解。哲学家的主动是基于政治的思考,图斐利对哲学进行这种政治思考就成为此文本的主题。
在文本中,图斐利所展现的问题,在后人们那里被逐一地证实:第一,人所观察到的,心里所想的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用文字判断绝不像用心来表达。”[1]114于是,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可以说的说清楚,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8]105;第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认识任何事情。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分论证了理性的限度,提出知识要为信仰保留地盘;第三,人勿需启蒙,意味着人必须遵从自然,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也会随之崩塌。18世纪启蒙运动与现代哲学证实了这一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法国进行了实施启蒙思想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沉重的打击,并加速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许多哲人为之震惊。为克服危机,许多哲人都相应地回到古希腊提取资源,而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独辟蹊径,从伊斯兰哲学家入手 ,对伊斯兰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诠释,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就这样,伊斯兰哲学开始在西方引起人们的重新重视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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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与新技术革命实例统属于当代科技革命范畴,其主要包括以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革命,以及以现代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微电子信息技术、激光光纤超导技术等应用技术学科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1]。在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人类经济与精神面貌日益改善的进程中,人类-科技-自然协调发展模式将成为新时代亟待展现的主题,科学技术与人类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科技革命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当代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相悖的伪应用技术不断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被淘汰。在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食品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天然食品添加剂加工技术、功能活性因子活力保护与保持技术等方面,可以深刻体现出科技革命和科技新思潮演变对食品科学技术良性循环发展的支撑作用。食品科学是在农学、园艺学及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方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复杂、应用性强的工科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积淀与创新造就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研究平台,食品科学领域的发展时刻展现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推演成果。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揭露不断提醒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针对本区域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生产类型进行细致统计与分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及现代分析技术建立品质控制的检测方法及感官鉴评方法,做到监管方法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尽可能避免采用非特殊现象实施评价而造成的食品监管的盲目性,如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油食品的可燃问题等;其次,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副产物精深加工等问题,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域龙头企业的扶持办法,如抓住本区域食品加工技术的瓶颈问题,扶持建立特色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机构及产学研创新联盟体系,实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加工企业的有效对接,高效发展区域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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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实践思维方式现实的个人主客同一本体中介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按其本性说,实践既是造成人的本质双重化的根源,又是造成世界双重化矛盾性质的根源,但是,实践同时又是解决人和世界双重化矛盾,并且实现它们统一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着自然物质的本原性作用,又体现着人及其精神的能动创造作用。所以,人的物质本质与精神本质统一为实践,而自在的自然世界与自为的精神世界则统一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实践,让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时,就可以大声宣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lJ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被容纳于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派别抽象对立的模式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变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对抽象的两极对立模式的超越”LI引。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提出,是继“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之后以实践为基础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三个尝试。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认为,实践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超越了以主客体对立为前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或者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所讲的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没有意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归结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一种哲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已有思维方式在新情况下合乎逻辑地进一步展开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依据。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这一崭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总结、回答现时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所提出的那些新成果、新思想、新问题”lI引。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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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机械论;目的论;哲学思维方式
论文摘要:16—18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和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而经典物理学又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代表。经典物理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物理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因而为物理学所信奉的机械论思维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学科,包括生物学,甚至哲学。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从研究静态事物的科学转移到研究自然界的动态过程,机械物理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学科的诞生证明了自然界本身的合目的性,它具有多层次的、能动的辩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哲学界也以独特的思辨方式对自然科学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综合和思维方式的提炼。
一、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方法论原则排除了物质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由自然原因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使是持有神论观点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因素来探讨自然。根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涉及神的目的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休谟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强烈反对以终极因为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非法的类比。依据经验,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休谟认为,在经验的限度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道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动物看作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体组织足以说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霍尔巴赫也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的自然因果决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还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破除了因为神学的异化导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
近代机械论与目的论发展到近代德国哲学那里走向了调和,这种调和是将机械论纳入到目的论,而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是目的论对机械论的扬弃,这个方向恰恰正是辩证法的方向,它首先是由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来的。
文德尔班认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衡。”的确,作为近代经验论哲学与唯理论哲学的后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融合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建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调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对立,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色彩、哲学意味最浓的理论。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声称单子是隐德莱希(ente]echy意为圆满的实现、生命的原理)。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和谐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决定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序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通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莱布尼兹认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由此可见,他反对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作为整体的自然则需要一个较高的理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回避上帝: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参看FrankThilly的Ahistoryofphilosophy的莱布尼兹的部分。HebryHoltandCompa—ny,October,1926.).
如前所述,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倾向。然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所坚持的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目的论,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机械性与目的性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才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质性阐明,目的论深化为内在的目的论。
三、康德的内在目的论
对康德而言,如果我们采取“反思的判断力”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设想万物不可能由盲目的偶然性产生,并假设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理性(上帝),他具有直观的知性,能够根据机械规律解释一切,但我们却做不到。(在这种眼光看来,我们必须假定上帝那里,一切才都是必然被决定的。在上帝眼中,没有偶然。)在机械论自然观占主流的情形下,康德提出了目的论自然观。但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绝不是一回事。在康德看来,目的性的概念表示一种原因的主体与其结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的话,目的性概念就超越于人类的理解之上,变得神秘而遥不可及。康德对于带有物活论倾向和有神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批判表明把目的性的概念直接运用来规定有机的自然世界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自然的目的性只是合乎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主观“反思判断力”而已。
一名机械主义者不可能询问事物是为了什么但如果我们是以目的性的方式来思考,那么不去思考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康德自然目的论观点是否与牛顿力学所代表的机械性思维方式相违背呢?为此,在自然统一性问题上康德提出了有关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命题:
“命题:物质的东西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单纯机械规律而可能的。反命题:它们的有些产生按照单纯机械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在康德看来,这对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这两个命题表面上看之所以矛盾是因为把这两个原则视作知性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原则,而没有看到目的论原则作为主观反思性判断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机械因果性归结为规定的判断力,而把自然目的性归结为反思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目的论原则,则不仅不会与机械论原则矛盾,而且还可以当作机械论原则在使用过程中的有效补充。
况且,机械论原则贯彻到底,往往会得出一种外在的第一推动力,牛顿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与休谟一样,康德反对超自然的理陛实体,因为神学不应该插足自然哲学。当涉及有机物和作为整体的自然时,就必须在机械论之外引进目的论作为辅助原则了,从而达到对自然最为高度统一的表象。“这种表象决不表明我们对自然总体有了一个知性的概念规定,而只是用来使我们的知性与原理达到主观协调活动的一种反思判断,它表明的毋宁说是主体的人的道德性质。”康德就要为自然本身的目的论寻求自然本身的根据,从而严格地将目的论限制于人的世界。
我们看到,与浪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排斥不同,莱布尼兹、康德哲学中调和了机械论的目的论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认可和合理定位。启蒙运动之后,目的论中的终极目标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外在的客体,而是一种建立在过程中的内在的理念。这时的目的论不仅仅是在自然哲学中与机械论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或本体论模式,目的论的触角已延伸至哲学家们的整个哲学体系,目的论已成为哲学体系建构过程的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以及这种哲学体系的价值取向。在目的论思想深化的这种契机中,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的区分对于目的论思想本身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它深化了目的论的层次,赋予了目的论思想新的生命。如果说莱布尼兹的目的论思想基本上是外在目的论,那么康德哲学的目的论则是内在目的论。康德通过批判唯理论的外在目的论走向内在目的论,并在“人是目的”的总的原则下由内在自然目的论走向道德目的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道德目的论也是康德整个哲学的皈依。
众所周知,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知道什么;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但这两大批判的完成使得康德将自然界的必然与道德实践的自由对立起来,而这两者的统一性又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这两者的统一却是可以设想的。“康德认为,既然人本身是自然的存在同时又是超感性的存在,是现象同时又是自在之物,这里就有了一个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的立足点。……所以康德认为,合目的性问题可能是解决自然界与自由统一的关键。”在康德看来,我们对审美经验、有机体、作为整体的自然、历史进行的判断是一种合目的性判断。这种判断力既不是通过数学性、机械性的分析而获得理论知识的知性的力量,也不足采取道德行动之无条件命令的那种理性的力量。这种判断力所主张的既不是科学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深刻洞见。但正因为我们人类具有反思性的合目的判断,可以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连接起来,我们人才成为完整的生命。所以通过判断力批判的建立,康德试图回答最后的问题:人是什么?
在知识论中我们可以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把握,但理论知识只是认识,而生活除了认识之外还有着宽广的领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理论中。所以除了理论理性之外,还有审美和道德。在审美里,不再有那种先验的必然性的理性,这里的“理性”(仍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的东西可寻)是作为寻求一种不确定的只起调节作用的“理性概念”,只是在感性的层面提供一种不确定的“秩序”。审美判断并不是从一般到个别的依照原理的求证,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于‘混沌’中见‘秩序’,于‘现象’中见‘本质’,于‘必然’中见‘自由”’。审美——趣味判断体现了合目的的一般原则,而当我们以审美的眼光观察自然,把自然也当作艺术作品时,就得出了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自然目的论。正如叶秀山写道的:“然则,我们如果反过来以同样的态度‘看“自然’,在那复杂纷繁的现象中,仍有某种秩序“在’,在那流逝的时间中,有那神圣持久的力量在,在那‘铁箍’一样的‘因果律’中,跳动着‘自由’的‘生命’。‘自然’本身——‘事物本身’原本也是那样‘巧夺天工’。无论那崇山峻岭·,那潺潺小溪,夏日炎炎,秋虫唧唧,无不显示自然之‘造化’,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自然’的‘机巧’与‘理性’的‘机巧’原是‘异曲同工’。”)
在康德的合目的性的视角中,自然、人类社会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互为因果,彼此依存。此中各物自有其内在目的,依此目的实现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人作为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是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并对自然做出价值判断的存在,因而他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之所以人是最终目的,是因为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人不依靠自然设定目的,人将自然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人是自由的。在康德这里,当自然目的论达到它的最高观点“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时,判断力批判讨论的目的回归实践理性了,自然目的论转向道德目的论了。因为追根到底来说,自然发展的目的不是肉体性的人,而是精神性的人;只有道德的人才是自然发展的最终目的。康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在道德目的论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结论性地写到:“——既然这个世界的事物作为按照其存在说都是依赖性的存在物,需要一个根据目的来行动的至上原因,所以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因为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这样,自然的必然与道德的自由在目的论的维度中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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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二千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为什么欧洲社会可以成为物理学思想萌芽的温床,而中国社会却只有强调应用技术的发展,个中原因必然有多种因素。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和用科学的观点来了解这个社会的现象,从而表达对中国物理学未来发展的期待。
一、中国与欧洲文化的对比
1.中国文化是建基于黄河河谷的大农业社会,以“人本”的家族文化为主,“物本”的宗教文化为次。聚河谷而居,居有定所,多见人邻,少见树木。人与人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重要,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兴趣是在于人而不在于物。生活复杂的大农业社会,必须分工合作,自然要建立一个有组织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家族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个体有义务要支持整体的共同性,而整体亦有义务要照顾个体的特殊性。人是来自现实的祖先,必须对祖先负责。中国文化是强调整体、务实、内向、兼容、义务、约束、合作和相对性,重视对个人天赋欲念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修养的人为能力,称之为“德”。人的问题只可以靠人自己去了解和处理,发展了人本的“人理(伦理)学”。无论从《易经》、《道家》、《儒家》到《诸子百家》等,都是以人本为基础来发展。特别是道家所重视以“顺其自然”人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而儒家则重视以“事在人为”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性有别于物性在于它的辩证特性: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之父;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乱等等相对而相反的大循环原理。
复杂的河谷生活,促使物的应用技术发展和宗教信仰发展的多极化。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属于技术上的发明,而不是原理上的发现。中国数学的发展也是以实用,而不是以原理为基础。中国(汉)文字和欧洲数学文字同属于符号文字。要描述和了解“人本事物”,促使中国文字学的发展;中国文字的对称和其他特性也可以用来推到人本的可能新事物。当现有的文字不足以了解新事物情况下,自然要创造新的文字。要描述和了解“物本事物”,促使欧洲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对称其他特性也可以用来推测物本的可能新事物。不同系统的数学有不同的极限性。当现有的数学系统足以了解新事物的情况下,自然要创造新的数学。符号文字与拼音文字是有不同的思维逻辑。所以认识中国文字学的人要学习数学,是有逻辑上的优势。
2.欧洲文化建基于游牧文化。游牧人逐水草而居,多见树木,少见人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重要。生活的主要问题和兴趣是在于物而不在于人。由于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并非人力可以改变和控制,认为所有自然现象都来自能力最高的主宰。摘食猎鱼的简单生活,各人的功能差别不大,分工制度弱,独立性强,自由性大,平等性高。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只有天,才有永恒的意义,倾向上天单极宗教的信仰。
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和地中海内海文化(希腊逻辑文化、罗马帝国文化和中东耶稣宗教文化)的综合文化,以“物本”的宗教文化为主,“人本”的家族文化为次。它是强调个体、理想、外向、对抗、自由、权利、信仰和绝对性,重视发挥个人天赋欲念的自由和权利。欧洲文化在物质世界的“物性理论”发展,对人类物质生活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人类社会的“人性理论”发展,对人类和
二、科学技术科技
科学是物质世界的了解,是一种思想系统,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思想活动,其探索的目标是“发现”。技术是物质世界的应用,是一种行动系统,也是一种事在人为的行动活动,其运作的目标是“发明”。早期的技术发展主要是靠尝试和经验,与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后来的科技就是把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利用科学知识来改进技术的发展,目标是“创新”。物理学是科学的基石。
三、物理学的发展
物理学主要的兴趣是探索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和相互作用关系。物理学是一门量化的学问,从事物理量的研究和它们之间的时空基础关系。不能量化的东西便不是物理量。萌芽时代:物理学的起源是来自古希腊时代(650—330Bc,雅典)的几个重要思想。
(1)自然现象是根据“固定的自然定律”而发生(赛勒斯Thales,俗称为科学之父)——定律概念和演绎逻辑。(2)要描述所有自然现象,数字是扮演中心角色(毕达哥拉斯Pythag0ras)——数量描述。(3)要改变自然状态,必需有起因(柏拉图Plato)——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广泛含意。(4)物质的原子(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元素(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概念——物体结构的基本成份概念。古希腊文化是强调个人自由和思想系统的探索,奠定了基本的科学精神、态度、构思、概念、逻辑、原则和言语。希腊化时代(338—31B.C.亚历山大港):主要的兴趣在解决实用问题,知识分类及技术成就。重要思想发展有:(1)几何学定理的公理化(欧几里得Euclid)——演绎逻辑。(2)以地球为中心输送圆的均速运动为主,运转圆的均速运动为微扰,可以准确解释包括太阳在内的各行星在天上的运动。(3)物体“比重”物性的发现(亚基米德Archimedes),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密度”物性。
黑暗时代(30B.C.一1300A.D.):这是物理学发展a冬眠时代。(1)罗马帝国(3OB.C.一476A.D.):罗马人是实用民族,他们强势在军事,行政和工程,而不在学术和科学。大量收集和发展希腊哲学思想,而很少有原始的创作。为了要准确解释以地球为中心的行星运动,增加了偏心圆的微扰(托勒密ptolemy)。(2)中世纪(476—1200):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和封建的封闭保守时代。研究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中心便转移到阿拉伯和波斯。(3)十字军东征(1096—1270):二百年十字军东征运动,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和教会权力。伊斯兰的优秀文化开始对欧洲人开放。
复兴时代(1300—1600):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经历过十字军东征的浩劫之后,欧洲从一个保守封闭的教条社会转入一个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文艺复兴时代,由神本回归到人本。文艺复兴使欧洲恢复对人,人的成就和人的世界的兴趣。文艺复兴把欧洲从一个较为落后的社会在五百年内,先后超过伊斯兰和中国社会。
1.机动力学(Mechan0dynamics)
从希腊时代到黑暗时代这一千六百多年,物理学发展的主要兴趣上行星运动。发展以数学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础,均速圆周运动为核心。到了复兴时代,以既定的数学基础来了解观测的事实,改变为从事实去寻找事实背后的数学原理。由实是求事改变为实事求是,由以数学为基础改变为以物理为基础。
(1)天上行星的日心椭圆运动的发现(开普勒Kepler,1571—1630)和地上物体的重力加速度及抛物线运动的了解(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椭圆和抛物线非均速运动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是欧几里得几何不能解释的现象。除了物理现象的突破外,更促使后来十七世纪解析几何的发展(笛卡尔Descartes和费马Permat)。
(2)机动力学的诞生:为了解决重力问题,牛顿(1642—1724)认为,天上月球围绕地球的运动与地上物体的抛物线运动是同一根源,及推出它们之间与地球中心距离的关系。他成功发现三个物体的运动定律:惯性定律,动力定律和反作用定律。更由第二和第三个定律推出物体之间的重力定律。为了完成三个运动定律,牛顿创造了两个重要的物理量:惯性质量=密度×体积和惯性动量=质量×速度。同时他更创造了一条微积分的数学工具,来取代欧氏几何学的不足。牛顿运动定律的力只是与物体的变速度有关,与物体的速度无关。
(3)牛顿动力定律理论的普遍化,以位能和动能取代外力和加速度:拉格朗日(Lagran—ge,1736—1813)和哈密顿Hamilton,1805—1865)。从物理定律推理到物理理论是符合从几何公理推理到几何定理的——演绎逻辑。
(4)牛顿动力学对随机过程的应用:麦克斯韦(Maxwell,1831—1879),玻耳兹曼(Boltzmann,1841906)。19世纪未,机动力学已发展成为宏观物质世界一个完美的理论:完整,合理和前后一致。
2.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电磁现象虽然是人类很早便发现的自然现象,但到了十六世纪才开始从实验中取得量化的结果。
(1)电磁相互作用的关系:库仑(Coulomb)电荷与电荷和磁极与磁极的相互作用,奥斯特(Oersted)磁极与电流的相互作用,安培(Ampere)电流与电流的相互作用,法拉第(Faraday)电荷与运动磁极的相互作用。
(2)法拉第提倡电磁的“本地作用”来代替“超距作用”,导致“电磁场”物理量的诞生。
(3)电磁学的基本定律:根据电磁相互作用的关系和以电磁场为基础,麦克斯韦完成完整的“电磁场定律”,相当于牛顿机动力学中的物体重力定律。后来洛伦兹(Lorentz,1853—1928)更进一步完成电荷在电磁场中运动的“电磁场力定律”。“辐射反作用力定律”也是电磁学一个基本定律,只是直到现在,符合逻辑的定律还未完成。
(4)带电粒子动力学:洛伦兹的电磁场力是一个与速度有关的力。只有速度为零的情况,才适合牛顿的动力学系统。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896)采用牛顿动力推出电磁场力在速度为零的情况,再用洛伦兹惯性变换,把速度为零情况的结果变换到速度不等于零的情况。结果推出带电粒子在电磁场力的洛伦兹动量=v×牛顿动量。v是洛伦兹因子,与速度有关。FL=d(vp)/dt。相当于牛顿机动力学中的物体第二运动重力定律爱因斯坦后来把这方面的理论改称为“狭义相对论”。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以微分几何为工具,爱因斯坦用演绎方法建立他的重力场论,称为“广义相对论”。可以说是一种重力场的电磁化。到这个阶段,除了辐射反作用力定律之外,电动力学基础的探索已基本完成。
(5)电功力学定律理论的普遍化:相当于拉格朗日和哈密顿对牛顿动力定律的理论推广和发展。
(6)电动力学对随机过程的应用:无规则电磁场的统计特性的发展。其结果应该符合量子力学和量子动力学的结果。简而言之,机动力学的发展是以动力的基础来发展作用力,而电动力学的发展却是以作用力的基础来发展动力。欧洲从牛顿到麦克斯韦这个二百多年的物理学发展时代,正好是欧洲从巴哈(Bach)到华格纳(Wagner)的音乐发展时代。这是欧洲自从古希腊时代以后,一个重要的思想创新时代。因此促进了文学,音乐,艺术,哲学和科学的高速发展。
3.辐射动力学(Radiodynamics):辐射反映了物质世界的微观结构。
在19世纪未,出现了三个有关不相干辐射(随机性电磁波)与物质作用的物理现象: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和氢原子光谱。这些现象无法用决定性(Deterministic)的电动力学来解释。到二十世纪,也出现了与辐射作用有关的三个物理现象:离子体,核子一基本粒子和激光(决定性电磁波)作用。这些现象激发了物理理论的发展。
(1)量子论的诞生:普朗克(Planck)创立“量子”的新物理概念,成功解释黑体辐射的实验结果。后来,爱因斯坦和玻恩(Born)分别用量子来成功解释光电效应和氢原子光谱。
(2)量子力学:在数学的基础上,由海森伯(Heisenberg),薛定谔(SchrOdinger)等所发展的量子数学系统(量子力学),不但可以用来了解原子物理现象,也可以用来了解分子物理现象。
(3)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实验观察的新结果,促使大量相关理论的发展:量子电动力学,相对性量子力学,杨一(Yang-Mils)场等,其中杨一米场有更突破性的广泛意义。
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1)物理学发展已由宏观的物质世界转入微观的物质世界。由以物理为主导的思维转回到以数学为主导的思维。微观物质世界发展了两个很矛盾的物理观点:在原子分子的领域,越基本的状态,寿命越长,能量越低;在粒子的领域,越基本的粒子,寿命越短,能量越高。(2)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影响人类社会的重心已由欧洲社会,转移到没有传统民族文化的美国移民社会。美国文化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物质为重的实用文化,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罗马帝国文化。
四、中国文化与未来科学发展
虽然科学的发展是源于古希腊,但亦需要通过欧洲各种不同的文化时代,才可以孵育发展出来。欧洲文化对科学发展的优点可能已经到了饱和状态。科学思想发展的进一步突破,必须要有新的文化来推动。中国文化对人理思想发展虽然是一个有五千多年的旧文化,但对物理思想发展却是一种很新的文化。中国复杂而辩证的人理思想,吸收和结合欧洲简单而演绎的物理思想,必定融合成为一种新力量,把科学发展推到更上一层楼,尤其是生命科学,医理科学和心理科学。由复杂系统去吸纳简单系统易,由简单系统去吸纳复杂系统难。中国文化是一个黑洞文化,善于把吸收的外来文化中国化。例如:印度佛教转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欧洲社会主义转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来文化中国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要再进一步的创新突破,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社会现在正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新时代的开始: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自主创新,可以比美欧洲十字军东征后的文艺复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均匀的大社会。各地区都有不同的方言、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自然形成中国社会的多元多样和多姿多彩。在这种复杂的文化环境,必须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或因地制宜,“一刀切”便会弄巧反拙。相反地,美国是一个非常均匀的大社会,自然形成美国社会的一体化思想。一体化社会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社会走向“一刀切”的商业化发展:教育商业化,学术商业化,音乐商业化,生活商业化等等。一个行业以商业利益为主导,便不可能有独立的自主创新。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情况。因事制宜:有些事应该商业化,有些事可以商业化;有些事不可以商业化,有些事不应该商业化,才符合科学观。教育应该教育化,学术应该学术化,音乐应该音乐化,生活应该生活化,中国应该中国化,才能把社会推进到更高境界。我们必须努力改正这个不健康的情况,否则,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便会面临很大的阻力。
物理学还有不少的基础问题尚待解决。年青一代的中国物理学者,好好把握这个新时代的优势,不但要努力尝试去解决仍未解决的问题,更要好好选拔和培育下一代的接班人,把一个完整的、合逻辑的和合符事实的物理思想系统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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